医者仁心：无国界医生香港总干事温达德专访

 温达德(Dick van der Tak)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总干事

     温达德先生毕业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修读社会经济法律。1994年加入无国界医生，先后于卢旺达、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等地参与救援工作。2003年出任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总干事至今，负责统筹办事处的工作，包括于香港和亚洲地区筹募经费、招募志愿人员和提高公众对人道救援工作的认识。

《AMOUR 善品》(以下简称A)
A: 无国界医生一直坚持独立不偏的国际人道主义原则，这对组织活动的开展，尤其是战乱地区的救援活动有着怎样的影响？

Dick van der Tak: 在无国界医生内部，我们通常从两方面来看待独立原则。首先，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独立的人道救援组织，不会与任何政治、宗教或是经济势力联系在一起。此外，我们必须保持财政的独立性。财政的独立意味着我们要保证80%以上的资金来自于个人捐款，以此确保项目运作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作为一个人道救援组织，独立原则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正如前面所提及的，我们不参与任何政治势力，尤其是好战政党，因为一旦人们认为我们是有政治立场的非独立组织，安全隐患就会接踵而来。无国界医生有上千名国际工作人员在全球各地开展行动，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点。
     以伊拉克为例，我们都知道在那里长期处于武装冲突之中，有很多的争斗不时发生。同时有很多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在伊拉克工作，其中一些受美国基金支持。在战争时期，伊拉克当地人民往往将他们视为武装机器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伊拉克的救援项目，无国界医生不会接受任何来自美国基金的资助。假如我们接受了，将无法保证我们的独立性，进而导致安全危机。

A: 无国界医生因迅速有效的国际医疗救助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何确保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在当地环境下达成高效救护行动？

Dick van der Tak: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我认为无国界医生的高效率行动首先是因为很好地衔接了医疗和后勤两方面的工作。在过去38年的经验中，我们认识到如果想要提供高效率的紧急救援，仅仅依靠医疗团队是不够的，还需要强大的后勤供应，从根本上保障医护人员的工作。因此，无国界医生建立了良好的医疗系统和完备的后勤物流体系，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提供高效的人道援助。另一方面，也正是与第一个问题相呼应，无国界医生在财政上的独立性促成了我们的高效行动力。我们至少有80%的捐款来自个人，他们对无国界医生的支持使得我们总有资金在危难发生的第一时间调拨到位，免去了向政府提交计划书以取得许可和拨款的程序。大量个人资助者的资金援助不仅保证了无国界医生的独立性，也大大提高了救援行动的反应速度。

A: 在您多年的国际救援工作中，感触最深的行动是哪一次？这对您后来的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Dick van der Tak: 每当人们提及这个问题，我总会想到很多。我已经为无国界医生工作了超过15年，去过全世界的很多地方，也在一些国家工作过。要定义哪一次行动或是哪一次事件最让人印象深刻，这非常的困难。在回想所有我曾到达过的那些战火喧嚣、危机重重的地区时，当地的人民始终是铭记在脑海中难以忘怀的影像。很久之前促使我决定加入无国界医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医疗组织会给人们提供良好的医疗救助，保护生命。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看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人们遭遇危难困苦，忍受贫穷和脆弱，但他们依然能够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持一颗温暖的心，去奋斗去分享，从不放弃希望。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那是很早以前我刚刚开始为无国界医生工作的时候。1994年我被派往非洲国家卢旺达，当时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导致了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民众被迫离开家园到附近国家的难民营寻求庇护。我在难民聚集地之一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项目统筹，亲眼目睹了难民营中的众多受难者。我清晰记得我们作为一个医疗人道救援组织在当地工作中所受到的巨大挑战。当时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评估他们在难民营中是否得到所需的医疗援助，是否得到寄居的场所、食物、饮水等等生活保障，以及获知他们最大的困难和需要。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A: 无国界医生在香港和大陆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目前有没有新的项目在筹建中？

Dick van der Tak: 无国界医生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地区的任务不尽相同。但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的首要使命都是为危机中的人们提供救助，履行一个医疗人道救援组织应尽的职责。这也正是无国界医生在中国大陆的关注焦点。比如我们在四川地震以及艾滋病防治上所做的努力，我们试图让大家了解到这些危机中人群的需要。香港办事处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支援我们在前线的项目。如果无国界医生要运作在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项目，资金是必需的。因此我们在香港筹募资金，并且招收医生、护士和非医疗志愿人员。我们来到中国，非常有意义的一点是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加入到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中。关于在中国的新项目，我可以肯定的说，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计划。我们现在仍在继续四川地震灾区的精神健康服务，同时在广西南宁也有一个艾滋病综合关怀治疗项目。我们曾试图在内蒙古进行结核病耐药性的治疗项目，但最终没有成行。

A: 您如何看待无国界医生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Dick van der Tak: 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得到发展，尽管内蒙古的项目实施有一些挫折，但总体上无国界医生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世界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一些非洲国家。无国界医生在非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我们十分荣幸可以与中国公众分享这些医疗服务经验，同时也希望和中国政府在项目执行上有更多的讨论与合作，这将是未来值得期待的工作重点。此外，我们也非常期待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志愿人员参与到无国界医生的海外救援活动中去，尤其是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我想要补充的一点是，四川地震后政府部门的快速反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有无数的普通民众自愿来到灾区加入救援工作，这种志愿精神非常鼓舞人心，也是我们作为人道救援组织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柱。我们的广州办公室就有很多学生主动前来担任办公室义工，帮助无国界医生的活动顺利运转。我为中国当下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到由衷欣喜。

A: 与在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无国界医生在中国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具有哪些优势以及必须面对的困难？

Dick van der Tak: 我首先来谈一谈无国界医生在中国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众所周知，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然而广大范围往往会减慢救助工作展开的速率。需要经历很多的程序，会见很多的人，并且对无国界医生这种国际性组织来说，有时很难找到正确的对话人及决策方。因此虽然我们希望加快行动速度，以救治更多的生命，却时常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比如在艾滋病治疗工作中，我们很难获得疗效较好的药物。当然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出品不少好的药物。但是无国界医生通过全球范围的艾滋病治疗积累了丰厚且有效的经验，发展出一整套的治疗标准，这其中的一些药物目前在中国还难以寻觅，或是价格太过昂贵，同时药品的进口也是一个不小的困难。这些都为我们提供尽可能好的医疗服务带来困扰。
     关于在中国工作的优势方面，首先最令我们深感愉快的是无需顾虑安全问题。相比无国界医生在战争区域的救援经历，中国祥和安宁的环境和良好的治理使我们的工作较易进行，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极大的幸运。此外，中国有非常丰富的专家和技术资源可供借鉴，特别是在医学治疗方面。比如对于疟疾病症的治疗，这种疾病对5岁以下的儿童尤其具有致命性，无国界医生每年都要治疗成千上万的疟疾患者，而目前最有效的药物就是由中国专家研制的青蒿素。能够与这些医学科研机构以及专家们接触，对我们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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