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同性恋电影
作为好莱坞电影业大亨的HarveyWeinstein对《单身男子》的看法与不少参与拍摄者相近：“每个人都经历过George所经历的时刻——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最后终于拾回内心平静。”他认为，这个故事的主题具有普遍性。Firth则说：“我认为，每个曾经觉得被孤立的人，每个曾想要奋力面对某一天、某件事的人，每个曾经失去过重要亲友的人都能在这部电影中得到共鸣。”对此，导演Ford总结道：“这正是我的电影所表述的主题——我们都会有的隔绝感，以及一种想与他人沟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愿望。”
言下之意，这不是一部同性恋影片。当然，有人也许会假设，老于世故、擅长经营的Ford不可能用“同性恋影片”这种毫无悬念的概念来做卖点，相反，他一定会抓住这个好时机与消费者拉关系。“我喜欢巧克力蛋糕，可是难道因此我的整个人生就要用巧克力蛋糕来定义吗？”他提出质问说，“我可不想拍一出只有同性恋角色的戏。”他希望告诉那些不吃巧克力蛋糕的人，在这张桌上除此之外也还有别的，例如漂亮的红色天鹅绒。在为《W》杂志拍摄照片时，由于Moore只能在伦敦短暂停留一两天，杂志编辑建议他与该剧所有男性角色一同拍片，结果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这样会给读者传达‘同性恋电影’的错误信息”。“我想确实地告诉读者，这不是同性恋电影，而是一部以所有人为对象的电影。”他说，“我们在一生中都会获得类似的经验——爱情、不幸、孤独、追寻生活真谛的尝试。我不想让那些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想：哦，那个电影说的是同性恋的爱情故事。这并非核心主题。”
一个人的战争
随着片中George的往事闪回，他的自杀意图也显现了出来。他为自己的寿衣做了全套打算：戏服套装、衬衫、皮鞋和领带——并写了个条子明确指示领带必须打温莎结。他这种对死后着装的考究和偏执甚至超越了作为时装设计师的Ford本人。“George的很大一部分性格嫁接自我本身。他在个人打理方面有点强迫症，这是他维持求生意志的方式。”导演阐释道，“他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通，而唯一把它们维系在一起的，就是光亮的皮鞋、圆润的指甲，还有洁白无瑕的衬衫。要是连这也放弃了，那他就彻底崩溃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也是这种人。”
尽管Ford承认，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将来一定会死去，在选择寿衣这方面，他却完全不想考虑。“我想马上被火化。”他说，“连葬礼也不想要。我什么都不要，只想消失。”他补充说，在过去的5年里，他“成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人”。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不愿深入解释，生怕说得太多，会显得自己“太过唠叨”。
“如今我是非常精神化的人了。”他说，“我向来都服从于内心的直觉。从前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体验着一种内心与外部世界更为潜在的联系。”“当代文化将我们与自己的直觉隔绝了开来。”他接着说道，“狗只知道活在当下。它们不会执着于未来，也不会反思过去。它们听，它们嗅，它们靠感官和直觉生活——在如今的人类文化中，我们已经不再这么做了。当代文化告诉我们：要是你不快活，那等你有了一栋新房子、一套新公寓，当你买到新款皮鞋、找到一个新女朋友、获得一份新工作，你就会快活起来——人活着总要争取些什么。我们永远也不会快活，这是永无止境的，你总会有新要求，总也不会满足。设想你真拥有无穷的资源，获得了你想拥有的一切，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是不够。”
不过，意识到这一点的Ford并未陷入虚无论当中，而是勇敢接受了现实。“我不再难过了，因为我意识到，我还拥有一些不属于这一范畴的东西，它们并非转瞬即逝的。”
对于向来以自信和完美主义形象示人的Ford而言，这种自我反省是个全新的疆域。也许因为出生于新教徒中产阶级家庭，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令他格外蔑视自暴自弃的行为。他以极端冷峻的外表为内心世界打造了一副铠甲。“我的内心十分黑暗，我必须不断地与绝望情绪做斗争，但我从来不会把这一面公之于世。我认为，每当人家跟你打招呼说：‘早上好，你好吗？’你就该回答：‘棒极了。’毕竟人人都在为生活拼搏。Yves Saint Laurent那一套简直把我逼疯了——他的抑郁、他的酒精上瘾、他的一切。大多数人都必须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你要么就此定义自己，要么就好好认识到，你的经验其实每个人都有过，因此你最好尽力生活，不要给别人制造痛苦——别人已经够麻烦的了，但他们没有把麻烦转嫁到你头上。”
摆脱危机，迎接未来
事实上，在离开Gucci之前，Ford一直生活在自我控制和内心斗争当中。即便是在公司业绩上升的阶段，负责像Gucci这样一家大型时装屋的设计工作，设计师也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首先你必须获得成功，接着要保持成功地位，在此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在创意与商业考量的绳索上走钢丝。对Ford这样一个顶级设计师而言，在做到以上各条的前提下，他还要永远维持最佳状态，从外表和内在都引人注目，当然，他还必须为品牌的销售数字负责。在Gucci工作的倒数第二年，Ford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中年危机”，其时恰逢他的40周岁生日。“我在情绪上和精神上都开始消沉下去，有点迷失了。在刚离开Gucci的时候，这一危机加剧了。从前我至少还能依靠工作，依靠我的作品，依靠一个成功的时装设计师的身份来确认自己，突然间一切都化为乌有。那么，我是什么？我是谁？我要干嘛？我花了好一阵才理清思绪。我想绝大部分人在他们一生中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
这段经历让Ford得以直面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开始过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悠闲的生活。可是他并不喜欢。在开始其他工作之前，他休息了将近三个月，他形容这段日子为“地狱，可怕，可恨”。“我发现了，我永远也不能退休。我要拼命工作，死而后已。在休息的日子里我实在太悲惨了。一想到在当代文化界失去了发言权，我就坐立不安。我找不到任何表达自我的方式。”
在那三个月当中他曾经办过一张高尔夫会员卡，但只去打过一次球——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重拾15岁那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体能了，于是就再也没有回去。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做起了房地产倒卖。他把位于伦敦的那栋小房子卖掉，转手买下了一栋建于1756年的大型住宅。他聘请安藤忠雄为其设计建造一片位于新墨西哥的广阔农场，接着又开始改建他坐落于圣达菲的大房子——这个工程如此浩大，至今尚未完成，而他已经差不多对它失去了热情。“我要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时间不够用——我是这些工作的奴隶。”他说，“我在伦敦有一幢六层楼的房子。我想买套小一些的公寓，Richard和我在那儿可以过得更亲密。我是白手起家。那时候我们俩住在纽约东村的圣马克街，就在Café Orlin咖啡馆楼上——从很多角度看，我们当时就和现在一样快活，说不定还更快活些。我们在一起煮饭，我们的生活空间比现在小得多。我真的很想再开始过那种生活——我们会往这方面想办法的。”
当然，这个强硬的现实主义者深知，年少时的状态无法重拾，美梦也不会重来。“不过我们满可以去找一套只带一个卧室的豪华公寓。我们有各自的洗手间和更衣间，同时又可以在厨房里一块儿做饭。我们用不着什么六层楼的大房子，不需要坐电梯在家里走动，也不需要用步话机获知对方的位置。我们现在就是这样，随时打开步话机问：‘Richard，你在哪儿？快说话，我在……’整整六层楼，只有我们两个人和两条狗。太可笑了。”
另一方面，Ford认为他那栋位于洛杉矶贝莱尔的中性风格房子就正好。“它就是一栋只带一个卧室的房子，相当奢华的房子。但愿我听起来不会显得太过暴发户。”他说。
这栋西海岸的房屋，以及其他几幢伦敦的房子——不管是六层大宅还是更为精巧的公寓——可谓Ford在不远的将来的一个缩影。他计划每三到四年拍一部新片，与此同时，早在2007年推出男装系列之后，他就已经重回时尚界。他的女装系列计划将在2011年秋季上市，目前他正计划在伦敦换一处更大些的工作室。他坚信，自从他告别伸展台之后，时装业就一蹶不振。“我并不是说，这种不景气与我本人的离开有什么关系。早在跟Gucci结束合作以前，我就已经发现了一些征兆。这也是我选择那个时机抽身的原因。”他哀叹说，在新的十年里几乎还没出现什么代表性的设计。
无论是之前的缺席，还是如今与时尚界的距离，都没有影响到Ford对这一行业的切实看法。“时装是我们自我肯定和支持的一种方式。”他说，“我的确比从前更看重精神层面，但这不表示我丧失了对鳄鱼皮的爱好。”
